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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相见的中国共产党人
发布时间:15年01月13日    信息来源:人民网    编辑:郑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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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细心阅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公报,深深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正视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党的功过是非,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为己任的赤子之心所感动。

我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在青少年时代,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相继入侵,国家民族灾难深重,内心悲愤不已。为拯救中华,抵御外侮,曾投身军校,后来毅然参加辛亥革命,誓为国家民族奋斗终身。但因我没有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经历了种种曲折和迷误。只有当我步入晚年,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只有和共产党人一起奋斗,才能够为国为民贡献出我的力量。

在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三十二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亲身感受到,共产党人确实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对一切爱国者和愿意回到爱国立场上来的人们始终是以诚相待。记得三十二年前,我任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时,因国共和谈破裂,战端重启,南京国民党政府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来电要驻新疆的部队,除留一个旅担任防务外,余悉内调。并要我到南京面洽一切,后又要我去重庆。于是,我以整训部队的名义召集各军、师、旅长来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开会,宣布此电,探询他们的意见。在两天的会议中,鲜明地分为听调和不听调两派,议论纷纭,未得结论。最后,大家决定日后看情况由我酌定。我考虑新疆地处边陲、少数民族聚居的复杂条件,如果不慎重考虑,妥善处理,一旦发生事故,将会危害国家,贻害十万官兵和新疆各族人民。我采取“拖”的办法,托词不去南京、重庆。我一面假造开拔预算,借口要有车有油有钱才能开拔;一面安抚部队,使部队内部两派不致因矛盾激化,而危及社会治安。由于部队迟迟未内调,南京政府竟不顾新疆十万官兵的死活,断然停发了军饷。正当新疆部队走投无路,我正左右为难之时,毛主席委派中央联络员邓力群秘密经伊宁潜来乌鲁木齐,向我转来了张治中将军的电报,阐明了党中央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和政策,让我相机行动,对我寄予了深切的关怀和期望。虽然,当时在新疆部队中,有两个军长、一个旅长反对我投向人民,但我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他们的威胁,向他们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说服了他们,定下了走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道路。当我于9月25日宣布率部起义,断绝与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时,立即得到了广大官兵的一致拥护,更受到了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人,共产党总是以礼相待,对我和十万官兵,给予了无限的信赖和重托。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收到通电后,于9月28日给起义将士复电予以高度评价,希望我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彭德怀副总司令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就爽直而又恳切地说:今后我们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要继续大胆工作,带好部队。王震将军在接收我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时,更是一视同仁,没有丝毫的歧视,而且充满着爱护关怀之情。他提出,要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的编制,人员凡满一个团的兵力和武装,就定为一个团的编制。在编制成团的基础上,定编了师、军,还将整个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由我担任兵团司令。在兵团的人事安排上,王震将军照顾得无微不至,使原有人员都各得其所。他没有安插一个人,只有我的一个名叫刘振世的老部下,因他在刘戡部任参谋长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改造后随王震将军进疆,由王震将军提名,经我同意,才在兵团担任了一个师长职务。王震将军在了解到国民党无理扣发了我部几个月军饷后,还报请中央军委,由人民解放军代为补发。这种世所罕闻的事,使广大官兵深为感动。三十二年来,共产党和毛主席一直让我兵团担负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重任,鼓励兵团官兵为建设边疆,促进各兄弟民族的和睦团结而奋斗,使整个兵团为国家为人民建立了功绩。对于兵团三十二年的成就,中央一贯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共产党人对一切爱国者和一切愿意回到爱国立场上来的人们以诚相待,还表现在共事的时候,他们始终是推心置腹,虚怀若谷。1950年2月我第一次去见毛主席时,虽说心情十分激奋,临时却也有点紧张,但毛主席一见到我,象老熟人一样笑容满面地紧握我的手,急忙给我让座,还特意做了湖南风味的扣肉,让我和他一起共进晚餐。晚饭后,我们便热烈地交谈起来,从新疆的地方情况到部队情绪和生活,从过去的经历到对未来的展望,毛主席推心置腹,垂询备至。我也畅所欲言,无拘无束。直至深夜十二点多钟,我们还兴犹未了。以后我还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被授予上将军衔,又授予我一级解放勋章。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无限信任,使我至今难忘。我在新疆与王震将军共事期间,虽说他是我的上级,但他十分尊重我的意见,让我大胆管理部队,热情支持我的工作。我写点什么东西,他总是从百忙中抽出空来,为我校阅,并和我一起斟酌,还经常亲手动笔修改。他还是我家里的常客,一到我家,犹如自家兄弟一样,毫无客套,无所不谈。1970年我已经七十八岁了,因精力不济,不能胜任实际工作,就回故乡长沙了。但党和人民还是十分尊重我,选我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参加各种国家大事的商讨,充分发表我的意见。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国家各种岗位上担任要职的共产党人,更注意倾听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并勇于自我批评,积极地改进自己的工作。

共产党人十分尊重人的感情,尊重彼此间的友谊,这也是他们待人以诚的一个重要方面。使我最难忘的是,在我起义当时,家中部分成员住在重庆,被逼逃匿乡下。彭德怀副总司令还没和我见面,不知从那里得知我的这一情况,立即电告入川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派人四处寻找,给我把家人找回来了,使我合家团聚。在我回故乡长沙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生活关怀备至,拨专款为我在长沙市中心区新建一栋楼房,独处一个小院,院内栽种了树木花草,环境非常幽静。王震将军同我在新疆共事数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那种身心正直、待人诚恳、做事认真、尊重科学的态度和精神,使我甚为敬佩。他调北京工作后,我每次去北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他也一直深切地关怀着我。王震将军因病在广州疗养期间,还于今年3月14日给我写来长达七页的书信问候致意,赞誉“一兵团和二十二兵团合组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执行屯垦、戍边、开拓资源、进行经济建设、奉行毛主席所定政策所立的功勋,为开明国内外人士公认”。鼓励我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将士的功绩,著作整理成书。”4月初他到长沙时,我们又在一起促膝谈心,共诉离情,使我激情满怀。

在和共产党人相处的三十多年中,我深深地感到他们的襟怀是那样的坦荡,他们的感情是那样的诚挚,他们的行动又是那样的说一不二,我从内心深处感到真是“追随幸有缘!”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选出胡耀邦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使我们的国家民族更有希望了,前途更是一片光明。